本文为大学时的课程作业，虽然写得并不好（写到后面写乏了也不想改了(●ˇ∀ˇ●)，毕竟选修课），但敝帚自珍，最终课程得分也还不错，姑且留档记录。
想想当时还有不少课程作业还是花了些心思的，可惜没有保存下来，毕业后也没法再从网络学堂上下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怀念的课程往往是那些和专业以及未来个人发展没太多关系的选修课，这些课程中所涉及的主题可能一辈子也就那么一次机会去用心钻研，正所谓是一期一会，到最后成果丢失了，心中多少还是有些感伤的。
引言
民以食为天，上到王侯将相，下到庶民百姓，粮食都是人们所赖以为生的重要资源。我国作为传统的农耕国家，粮食作物作为农耕社会最重要的粮食来源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中国古代粮食作物的种类继承与嬗替也成为了中国农业历史地理领域的重要课题。
本文所述中国古代为自史前到清朝，可能为叙述方便偶有超出此范围。粮食作物为用作主食的农作物，主要涵盖谷类作物、豆类作物和薯类作物，其他主要用作纺织或榨油、制糖等等其他用途的农作物均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
中国古代粮食作物，随着时间推移，有着继承和嬗替的现象，本文将依照时间顺序对此进行大致的梳理。
中国农业起源与黍、粟、稻
受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初期的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世界上主要栽培作物的驯化大多起始于距今10000年前后，中国的农作物驯化也发轫于此时。中国农业的起源可分为两个独立的源流，即沿黄河流域分布的北方旱作农业，和以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南方稻作农业1。由于所处地区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不同，这两条源流所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有所不同，下面进行分别介绍。
北方旱作农业中，黍（Panicum miliaceum）和粟（Setaria italica）是早期最重要的两种作物。中国北方地区距今10000年左右的考古遗迹较少，其中在东胡林遗址（碳十四测定距今11000-9000年之间）内发现了少量炭化粟粒，形态上具备了栽培粟的特征，但尺寸非常小，被推测可能是狗尾草向栽培粟进化过程中的过渡类型。距今7000-8000年左右，随着陶器和磨制石器的不断发展与定居村落开始出现，农业发展水平大大提高。其中，在磁山遗址（距今7000-8000年）内发现了十万多斤谷物2，最早黄其煦曾利用灰象法鉴定为粟3，随着科技手段的发展，吕厚远等人又利用植硅石研究法进行重新鉴定，得出了其谷物以黍为主，也有少量的粟的结论，其中粟的出现相对较晚34。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还不能取代采集和渔猎，成为当时的主导经济方式。到了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阶段，农耕得以取代渔猎，成为主要经济活动。在鱼化寨遗址中，存在仰韶文化早期和仰韶文化晚期的堆积，其中发掘出来的绝大部分是粟和黍，且粟的优势地位已经高过了黍，也有极少数的稻（小麦经鉴定为混入的近现代遗存）5。综合其他考古成果可以发现，中国北方旱作区最早以黍为主，到了仰韶文化庙底沟区粟取代了黍并且成为主要农作物6。由于粟的产量高，且小米作为日常食物的食用范围更广，在此之后，粟在种植比例上始终大于黍。
鱼化寨遗址浮选出土的农作物种子（样本数：早期87，晚期15）5
| 作物种类 | 仰韶文化早期 | 仰韶文化晚期 | 合计 |
|---|---|---|---|
| 粟（Setaria italica） | 6813 | 29740 | 36553 |
| 黍（Panicum miliaceum） | 1617 | 12012 | 13629 |
| 稻谷（Oryza sativa） | 4 | 1 | 5 |
| 小麦（Triticum aestivum） | 2 | 0 | 2 |
南方稻作农业以稻谷（Oryza sativa）为核心，在距今10000年前后的上山遗址中在浮选出土少量炭化稻米的同时还发现了大量炭化稻壳，但还未能判断属于野生稻还是栽培稻1。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彭头山遗址、跨湖桥遗址、贾湖遗址等遗址中，或多或少的出土了炭化稻米或带壳稻谷。在河姆渡遗址和田螺山遗址（两者碳十四测定距今7000-6000年间）中，都发现了大量水稻遗存，但同时仍然发现了大量野外采集资源，如田螺山遗址中发现的大量栎果（Quercus sp.）。由于栎果与稻谷之间不具备互补性，而稻谷优于栎果，由此可见当时种植稻谷的量仍然不足以取代采集活动1。直到良渚文化时期（距今5200~4300年间），稻作农业生产水平迅速发展，如2011年至2012年在莫角山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填满大量炭化稻米的灰坑，被推测为两次火灾所致，其中有稻米10000至15000千克7。从现有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尽管也发现有瓜果和粟等遗存，稻米从始至终都是最主要的农作物8。
小麦的传入和普及与菽类作物的普及
北方旱作区的主要粮食作物经历了从以黍为主到以粟为主的转变后，又随着小麦的传入发生了又一次的重要转变。
小麦起源于西亚，但在甲骨文中已见记载，被称作“来”，之后也屡见于诸文献。《左传·成公十八年》记载：“周子有兄而无慧，不能辨菽麦，故不可立。”可见春秋战国时期，小麦已经得到了广泛种植。而根据考古遗迹，在此之前小麦就已经传入中国，在新疆、甘肃、陕西、河南、山东、青海、云南等地的考古均发现有距今4000-3000年左右的小麦遗存（赵家庄遗址小麦遗存经鉴定更早于此，但属孤证），可以认为小麦至迟在距今4000年前左右已经传入中国，传入的路径可能是经行河西走廊或欧亚草原9。
小麦分为冬小麦和春小麦两种，冬小麦冬种夏熟，春小麦春种秋熟，两种小麦并非同时传入中国的。根据中国早期文献的记载，最早的小麦均是冬种夏收的，如《左传·隐公二年》记载“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而杜预注“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麦禾皆未熟”，二月田中有未熟之麦，正和冬小麦播种时期相应，可以认为最早传入中国的小麦均为冬小麦，这也和小麦驯化之初为冬小麦的事实息息相关10。而春小麦最早的记载出自《氾胜之书》，可以推测春小麦大概在汉朝时传入中国。
冬小麦在早期广泛分布于整个中国北方，但在战国至秦汉时期出现了明显的东移现象，这可能与当时关东地区人口密集适宜、劳动力充足，从而适宜实行麦粟轮作有关10。
小麦很早就作为重要粮食作物为人们所重视，但所重视的仅仅是其越冬特性，可以作为救荒植物或和粟、豆连作构成两年三熟制，其口感由于中国粒食的饮食习惯而被认为是恶食 10。《后汉书·逸民传》中记载阴就“设麦饭葱叶之食”款待井丹，被井丹认为“何其薄乎”，可知在东汉建武末年，黄河流域地区的饮食习惯还是以粒食方式食麦。但到了东汉末年，随着石磨技术的普及和面食加工技术沿丝绸之路的传入，小麦制食物的适口性大大增加，《续汉书》中记载“灵帝好胡饼，京师皆食胡饼”也反映了这点10。
随着小麦制食物的适口性的增加，并且由于小麦适宜于实行多熟制的轮作（但非所有小麦种植区均进行轮作），小麦的种植区域也由山东地区向关中逐渐扩张，从董仲舒提倡在关中地区种麦开始，到了东汉初年，关中人士王丹已能向邓禹献上两千斛麦，汉末献帝兴平元年，三辅大旱，“时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小麦已经成为关中地区次于粟、豆后的第三大粮食作物10。
小麦在粮食作物中重要性不断提升的同时，菽类作物的重要性也不断提升。菽类为涵盖了大豆（Glycine hispida Maxim.）、赤小豆（Phaseolus angularis Wight.）在内多种豆类作物的总称。在《周礼》讲述九州物产的时候，提及了豫州、并州两地“其谷宜五种”，郑玄解释为黍、稷、菽、麦、稻，将其列入五谷之一，为粮食作物的一种，尽管在后来其角色逐渐转变为蔬菜和油料作物，但仍对其作简要介绍。
大豆是菽类作物中最重要的一种，其野生种在中国广泛分布，在距今3000-4000年的考古遗迹中已经被广泛发现有遗存11。但该作物由野生作物驯化为栽培作物的具体起源地为中国的南方或北方或多点起源存在争论，尚未有共识11 12，其中北方起源论与考古证据符合较多10。其中何炳棣等认为大豆在有史阶段早期驯化并由山戎向周朝进献而为周人所知13，郭文韬则认为大豆的驯化受自然环境和人工选择双重影响在不同地方和时间分别进行了驯化，而在北方驯化者为最早12。
《周礼》关于五谷宜种范围的记载
| 州名 | 物产 | 郑玄注 |
|---|---|---|
| 东南曰扬州 | 其谷宜稻 | |
| 正南曰荆州 | 其谷宜稻 | |
| 河南曰豫州 | 其谷宜五种 | 黍、稷、菽、麦、稻 |
| 正东曰青州 | 其谷曰稻麦 | |
| 河东曰兖州 | 其谷宜四种 | 黍、稷、麦、稻 |
| 正西曰雍州 | 其谷曰黍稷 | |
| 东北曰幽州 | 其谷曰三种 | 黍、稷、稻 |
| 河内曰冀州 | 其谷曰黍稷 | |
| 正北曰并州 | 其谷宜五种 | 黍、稷、菽、麦、稻 |
无论如何，尽管在早期菽已有种植，但其主要产区分布并不算广泛13。依照郑玄对《周礼》的解释，仅有豫州、并州是适宜种菽的。到了战国时期，菽的种植才开始逐渐在北方普及，与粟并称，成为此时重要的粮食作物1113。两汉时期，随着豆腐在西汉初年的发明，大豆的种植范围不断扩大（但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导致粟、麦类作物的种植需求加大，汉代大豆所占粮食比例已经下降至战国初年的1/511）。到了北魏时期，已经成为了北方必种的作物之一10。
北方旱地作物南下和水稻品种的变化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北方向南方的人口迁徙，其中伴随着人口迁徙也有农作物的传播。下面对北方旱地粮食作物在南方传播进行介绍。
早期见于史料的南迁有西周初年泰伯、仲雍等人南下，到了春秋战国，南北方的政治文化交流更为频繁，粮食作物能够借此进行传播10。《史记》中记载“得伍胥者赐粟万石”反映了粟在南方的种植情况。南方虽为水乡泽国，但仍然有不少冈阜山区，可以被利用来种植旱地作物，而巴蜀地区多丘陵山地的情况正好适宜旱地作物的生长，在汉元鼎二年已经能“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可见其地粟的种植规模已经大到可以接济长江中下游10。
在此之后，东晋南朝时期，山区得到初步开发，麦、粟、菽等作物在山区均有种植。谢灵运《山居赋》中“兼有陵陆，麻麦粟菽”就描绘了这番景象。到了唐宋时期，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多，对山区的开发越加重要，同时朝廷也对南方种植北方旱地作物进行了鼓励和引导。如粟，北宋真宗时期，湖南的农夫还“未知粟米秆草为何物”，到了南宋则已然“沅湘间多山，农家唯植粟，且多在冈阜”，成为了随处可见的作物。但无论菽、粟还是麦等旱地作物，都不会在南方形成优势，《农书》称“江淮间虽有陆田，习俗水种，殊不知菽、粟、黍、稷等稼”就反映了这点。
由北方南下的作物还有荞麦（Fagopyrum esculentum Moench.），荞麦的起源问题很不明朗10，其在唐朝以前记载不多，主要分布于关中、渭北一带，大约在唐末五代时期向黄河中下游扩展，辽时扩往燕山以北，在宋代常作为秋后补短的作物，随着靖康之乱的人口南迁，荞麦也开始传入南方，至元代已经遍布于南岭以北的南岭各地10。荞麦产量低、过于吸收土壤肥力，仅仅因为其生长周期短而被多用作救荒济困之用，在南北方均不占主导地位，在此不再作过多介绍。
水稻分为粳稻和籼稻两类亚种，根据对史前遗址的考古发现，两者呈现北粳南籼、上粳下籼的空间分布特点，到了宋朝，仍然保持着北粳南籼的特点，但上粳下籼的特点在部分地区被改变了，产生了“山田多种小米，绝无粳稻”的记载，这与占城稻的传入有关10。而粳稻本在南方不多，且对肥力要求高，在南方仅仅主要分布于太湖流域附近，大部分南方地区以种籼稻为主10。
北方由于降水少，往往多种旱稻，旱稻最早的记载来自《齐民要术》。北宋时期占城稻的引入，不仅对南方水稻产生了影响，也对北方旱稻产生了影响，改良了旱稻的适应性，促使旱稻在北方的进一步扩张10。
高粱的传入和普及
根据传统说法，高粱（Sorghum vulgris）起源于非洲，在元朝时期传入中国。但随着部分考古遗迹中有高粱的发现，并结合中国高粱与非洲高粱的差异，对此两点均有人提出了质疑。
有观点认为高粱起源于中国，但中国出土的早期高粱遗存数量过少，而且在黄河流域也没发现野生高粱，并且从遗传学和文献上也均不能证明此看法，该观点并未得到认同14。
在元朝时期传入中国的观点，和文献记载并不符合，在汉代已经有“蜀黍”，被后世始终视作是高粱的代称，但高粱是在两汉魏晋时期传入还是更早的5000年前传入有不同观点10 14。但高粱首次传入时并未得到广泛传播，而在元朝以后才得以大量为人所知，这也是传统看法认为高粱在元朝传入的来源，对这点的解释有多种说法。
何炳棣认为高粱在宋元时期，经过东南海路再次传入中国，并以此推广开，成为重要作物，改变了原有的种植结构15。而篠田统、韩茂莉等人则主张是在忽必烈南征前后随蒸馏制酒法从印度传入，并因此导致高粱种植面积的扩大10 15。而最近有学者指出，高粱在两汉魏晋时期在长江两岸已经有大量推广，但被大量误认现象，之后的小冰河期导致北方高粱种植面积大幅下降，认为唐末五代时期的气候回暖和高粱本身的特性才导致了高粱的再次扩张15。但无论如何，元时高粱在中国南北的广泛种植是确信无疑的。
明清时期美洲作物的传入和粮食作物种植比例的变化
明清时期，由于新航路的开辟，原产于美洲的作物传入中国，对中国产了重要影响。其中玉米、甘薯作为两种重要粮食作物在明末传入中国，并随着中国人口的大幅增加，为中国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玉米（Zeal mays L），起源于南美洲，在大约16世纪中期沿东南海路和西南陆路、西北陆路三个方向传入中国。玉米在传入早期还未被广泛接受，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玉蜀黍种出西土，种者亦罕”，但到了乾隆年间，对玉米的记载就已经是“多种之”（《荆州府志》）和“遍艺之”（《沅州府志》），成为了山区民众的重要作物。玉米进入中国后，在北方凭借其产量高和环境条件要求相似的特点，挤压了粟、黍的种植空间，在南方则地位较低，难以取代水稻、小麦等传统农作物的地位，但由于山区丘陵地区的复杂性，仍然得到了大量种植。
甘薯，同样起源于南美洲，于16世纪后期沿东南海路方向进入中国。与玉米基本仅靠移民自发种植不同，甘薯的种植得到了官方的倡导和支持，因此甘薯的扩张更快于玉米。在乾隆年间，甘薯的种植自南向北已经覆盖了中国东部各个省，之后渐由东向西部扩展。甘薯由于其产量高，环境适应性强，常常被山区农人所用，在福建、广东、湖南等地为民众所大量食用，甚至在某些地方成为了仅次于水稻的第二大粮食作物。
总结
中国的粮食作物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时间差异。
在地区上，主要呈现为南方和北方的差异，山区和平地的差异。而在时间上，则伴随着外来作物的引入，现有作物利用方法的改进，原作物品种的改良等多个因素发生继承和嬗替。
其中在北方，最早重要的粮食作物为黍，后来粟取得了更为优势的地位，随着菽的普及和麦的引入，粟、黍的种植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到了宋元，占城稻的引进带来的旱稻的改良使得北方旱稻种植面积扩大，而高粱也在此时普及。到了明清，甘薯和玉米的引进进一步压缩了原有旱地作物的地位，尤其是黍因为产量低而种植面积不断缩小，不再为重要的粮食来源。
在南方，水稻一直是主要的粮食作物，但期间也经历过籼稻的普及，和北方粳稻在太湖流域等地区的大规模种植。同时北方旱地作物也随着人口南迁而南下，多被用来进行山地丘陵地区的开发。明清两朝玉米、甘薯的传入和普及给南方种植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甘薯在不少省份成为了仅次于水稻的第二粮食作物。
本文挂一漏万，还有很多细节限于篇幅未能说清，而且对少数个别较为特殊地区的粮食作物情况未能作说明，深感遗憾。
说明
本文所参考文献均已列出，但部分参考文献并非文中所述内容的一手来源，但由于本人时间经历所限无法一一查证，不敢妄引，仅列出看过的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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